从物理环境上来说，孟晚舟仍处在一个困境里。

据央视网、央视新闻综合报道，2021年1月12日，孟晚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出庭，申请变更保释条件，主要诉求是放宽保释期间的限制措施。对其进行监控的保安公司负责人在法庭上作证说，2020年6月和7月间，孟晚舟的住宅曾收到过五六封威胁性信件，其中几封还包着子弹。

1月13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孟晚舟事件的性质十分清楚、明确，是一起彻头彻尾的严重政治事件。中方再次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对孟晚舟女士的逮捕令和引渡要求，敦促加方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让她早日平安回到中国。

2020年5月27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做出了裁定，孟晚舟案的本质是“欺诈罪”。根据针对伊朗的制裁法案，美国指控孟晚舟向汇丰银行隐瞒了华为与香港星通公司之间的关系（美国称该公司与伊朗有贸易往来）。但是，孟晚舟本就没有向汇丰有所隐瞒。加拿大法律并不禁止非加拿大公民在加域外与伊朗贸易往来。

“加方判决孟晚舟符合双重犯罪，考虑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是典型的政治打压！”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加拿大方面给出的判决依据十分牵强，难以服众。“刑法有一个基本原则叫‘罪刑法定原则’，就是说如果没有法律规定某行为是违法，则该行为就是合法的。”孟晚舟被美国指控的罪名，是一项在加拿大并无法律规定的罪名。“但加拿大法院没有完全从法律的角度去认定孟晚舟是否符合双重犯罪，而是根据‘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法案并不违反加拿大的价值观念’来定罪，这不仅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还说明判决里面带有政治色彩。加拿大法官如果能够冷静下来，理性思考，也会觉得这一判决比较草率。”

2021年1月，作者克里斯·斯科特在加拿大著名杂志《海象》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加拿大应该最终释放孟晚舟》的文章。斯科特在文章中这样定义美国与加拿大在此案件中的关系：“加拿大法庭已经变成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工具。”“过去4年间，加拿大政府一直小心翼翼，避免激怒特朗普政府，但是随着美国新政府即将就职，加拿大的政治领导可以有机会重新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孟晚舟案。”最终，斯科特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夹在两个互相竞争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加拿大，释放孟晚舟应该是最正确的事。”

孟晚舟的成长和华为的壮大几乎是同步。

1987年，任正非创立华为。父亲创业初期，孟晚舟正在深圳读高中。计划出国前，任正非建议孟晚舟先学点谋生技能，让她进了华为。那是一个“特混”办公室——文秘、前台、《华为人》编印都在这里。孟晚舟的工作就是打杂，负责文件打印、转接电话、安排展览会务等。“我是华为早年仅有的三个秘书之一。”孟晚舟说。当时父亲告诉她，社会阅历第一条就是对人要有认识，打杂有助于积累这些经验。从接线员到副董事长，从站在父亲身后到站在父亲身旁，这条路，她一步一个脚印，默默走了20多年。在遭遇无端扣留和莫须有指控之后，正是过往的蛰伏和磨炼，馈赠了她如今的勇气和底气。

2021年春节将近，万家团圆之时，思念之情倍增，愿孟晚舟早日回家。春节将近，加拿大华人正在筹备庆祝春节的活动，由于疫情原因，今年大都采取线上视频的形式。“年味越来越浓了，大家在线上聊起怎么过牛年春节，也不约而同地提起孟晚舟。我们大家都为她揪着心，真心希望她能快点回家，跟家人团聚，也真心希望中加更加友好。”一位加拿大华人这样说。